何江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亮相，立即就在中国红了。作为哈佛届毕业生的代表，他在致辞中讲述了自己童年时被蜘蛛咬伤的故事。然后，有人发现，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再然后，才有人注意到，他的导师、哈佛大学物理和化学系双聘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庄小威出身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不仅在哈佛，在科技、教育、商业或其他领域，还有很多“牛人”出身于中国科大，却不一定为人所知。这所大学可称得上是一所低调的“牛校”。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大校友王志珍说：“‘科大现象’值得研究。历史会证明中国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存在的大学，她在中国教育史上，她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历史会做出正确的评价”。

请看《中国新闻周刊》总第期封面报道——

★中国科大：低调的牛校

★一所低调大学的“高调”少年班

★张亚勤的非典型“科大范儿”

★“我们刻意做到‘精’”

——专访中国科大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窦贤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门（北京玉泉路校区，-）

6月17日，合肥。梁菊在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

她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今年博士毕业。9点钟是毕业典礼开始的时间。8点不到，她就在大礼堂找了位置坐下，不少家长跟着孩子一起过来，不到个座位的大礼堂很快就会没有空位。

梁菊的父母也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科大。10年前，18岁的梁菊是一个人带着行李从广西坐火车来的。“我想让我的父母看看这个他们的女儿待了10年的学校。”

为了毕业典礼，梁菊特意准备了黑裙子、白衬衣和棕色皮鞋。当她套上红色的博士学位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脊背，神情也严肃了几分。一会儿，她就要迈上那个一米多高的主席台，接受学校领导或某位学术大牛给她扶正流苏。

6年前本科毕业的时候，她也经历了类似的仪式，不过那个时候小小年纪的她留校硕博连读，对离别并没有太多感受。如今，她确实要离开这所学校了。“科大的环境，以及老师和学生都很单纯，我担心自己到外面不太适应。”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就在梁菊等待的时候，万立骏也在大礼堂的休息室忙碌着，他的眼前摆放了几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平常的时候，他是个不注重穿着的校长，然而，这次不同，他要精心挑选一条领带，“孩子们要毕业了。”万立骏身高约有一米八，红金两色的学位服穿在他身上，华丽、庄重当中，更多了几分威严。

万立骏走上主席台，“同学们，你们在中国最好的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你们走出校园后依旧能成为你们所在群体中的楷模，做人格健全的社会公民，做有良知、责任和担当的知识分子。”

6月17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本科毕业典礼前，毕业生在礼堂前集体合影。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甄宏戈

主席台下，胡伟武有点忙碌。他想借一件学位服，希望能够在一会儿拨流苏的环节和女儿一起上台，经历这个仪式。胡伟武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年，他曾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一号，终结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尴尬历史。

25年前，胡伟武毕业于中国科大计算机系，今天是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的。当年他毕业的时候，只在系里拍了一张合影，也没有学位服可穿。“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如今我的女儿也是，我很骄傲。”借到学位服的胡伟武很兴奋，在典礼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和女儿一起走上主席台。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给他扶正了流苏。“我们现在是两辈科大人，争取出第三代科大人。”他冲着许武许了个允诺。

请知名校友上台演讲是毕业典礼历年的惯例。年，胡伟武被邀请为演讲嘉宾。他还讲述了一次经历。在北京中关村，有个路人问他“到科大怎么走”，他很诧异地告诉问路人，科大在合肥。后来他发现，原来对方问的是“北科大”（北京科技大学）。胡伟武又一板一眼地纠正问路者，“科大”特指中国科大，其他科大不能简称为科大。

胡伟武的女儿到科大上学有些偶然。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胡伟武听许武讲，学校少年班学院开设了创新试点班，高二的学生可以来报考。他便想到了在清华附中读高二的女儿。胡伟武回到家跟女儿提起这件事情。一直将清华视为目标的女儿很是不解，“科大再好，能比清华好？而且，合肥那么偏远。”

胡伟武最终还是说服了女儿，他对她说，大学几年是她“系统性读书的最后机会”。“我在这个圈子里，知道哪个地方适合读书，学风怎么样，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科大是读书的地方。中关村附近有太多诱惑，有各种创业公司，可能也有各种机会。但本科的时候，还是安心打下扎实的基础好。”

胡伟武带的学生大多来自清华、北大和中国科大，他习惯于去分析每个学生的特点。“如果说，清华、北大的学生把傲气写在脸上，科大人则把傲气写在骨子里，埋头苦干，不受干扰。”也因为此，胡伟武曾总结过，科大人很多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名人高官”，他的同学就是这样：没有位高权重的“大官”，但有很多重要研究所和企业的室主任、科研骨干等。

胡伟武的观察，符合中国科大的出身和气质。

成立于年的中国科技大学，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后备人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蓬勃兴起，并向世界辐射。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总体科技水平很落后，科研机构只有三四十个，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人左右。在这些尖端科学领域，国内更是一片空白，科技战线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而当时的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制定了《～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明确提出，“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该重视高级科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并不断为各产业部门输送新的高级科学干部。”“尤其在力量缺乏、急需发展的学科，如果研究所高级科学干部都同时负责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的矛盾。”

年5月9日，中科院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办学报告。聂荣臻随即向周恩来汇报，并获得总理首肯。6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后，亲笔批示：“决定成立这个大学。”

从开始筹办到成立中国科大，只用了三个月左右时间。学校选址在北京玉泉路，首任校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这所由中央决策创立的学校，第一批学生累计1多人，学校的基本设施明显不够用。于是，一路之隔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将几栋宿舍楼腾出来，给中国科大作为学生宿舍楼。

也就是在这一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到中科院数学所报到不到一星期的史济怀被调到中国科大，理由是补充师资力量。

年9月20日，史济怀到中国科大报到，这天正好是中国科大的开学典礼。郭沫若正在作演讲，他将中国科大的校风概括为“勤俭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要求同学们“继承抗大精神”。

郭沫若将他要传递的精神写在了中国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中，最后一句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后来，周恩来改了校歌中的两个字：把歌词中“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

郭沫若在致辞中说：“我们的学校是新建立起来的，前无所承，缺乏经验，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是我们的优点。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就请把它办成最美的学校吧！”

新成立的中国科大秉承“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设置13个系，由中科院各研究所的所长来任系主任，所培养的学生也是要输送到中科院各院所。这所学校聚集了当时国内各科技领域的精英泰斗：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出任中国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数学所所长华罗庚是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生物物理所所长贝时璋则为生物物理系主任……

在当年的力学系大会上，钱学森在宣布聘任教师名单的时候，曾高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教普通物理课的是物理学家严济慈；教高等数学的是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吴文俊；为大二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则有钱临照。

史济怀当时还是数学系的助教。他记得，作为系主任的华罗庚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要一步一个脚印。“华先生经常说，做学问必须从1、2、3到N，再到无穷，也就是说，你连一维的事都没有搞清楚，就不要去搞2维3维的，等2维3维懂了，再做N维的，然后再去做无穷论。”华罗庚还教导学生们：书要越念越薄，不能说只是念过书，而是要变成自己的东西。

在精英教育的理念下，中国科大将本科生的学习年限设置为5年，当时全国仅有两个五年制大学，另一个是清华。

在史济怀到达中国科大的第二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大便和北大、清华等另外15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被列为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

然而，中国科大之路并不平坦。

“科大能够走到今天，是历经磨难的。它付出的艰辛远比其他大学大。”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学家王志珍毕业于中国科大，这位重量级的校友认为，“科大现象”值得研究。“历史会证明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存在的大学，她在中国教育史上，她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历史会做出正确的评价。”

南迁，是中国科大遭遇的一次巨大磨难。

年末，“珍宝岛事件”致使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略考虑，一纸疏散令，让北京的高校开启了下放的征途。中国科大的搬迁是所有高校里最彻底的。为了方便学校搬走，在玉泉路的大门口甚至专门修了一条铁轨。“出门就上车，一火车就把行李家当全部拉走了。”史济怀回忆说。

史济怀清楚地记得，学校从北京迁到合肥、落脚合肥师范学院原址的情形。搬迁使得设备损毁惨重，实验仪器、固定资产损失三分之二。“学校小，很多书籍、资料、仪器都在露天裸露着，学校挨着农田，农民在这里放猪、放牛，就像个牧场。”一个老校友还记得，当时，想要买个合适的螺丝钉、螺丝帽、铅丝，都得出差去北京、上海。

更大的损失在教师队伍上，当时，教师约流失50％以上。原来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中科院院所的老教授大都留在了北京，跟来的多是年轻人。史济怀说，“下放前，数学系有多名教师，下放后教授只剩了2人。”资料显示，到年底，中国科大也只有正教授8人，副教授10人，讲师人。

中国科大东校区有的宿舍楼和教学实验楼，甚至是当年由一批老科学家们带着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助教、讲师建砖厂，自己动手烧砖盖起来的。这些“泥瓦匠”里面不乏陈希孺、钱大同、邓伟廉、徐家鸾、李先予等后来的科学大家，因此，他们又被戏称为“史上最牛烧砖工”。

师资的严重不足，使得中国科大一度危在旦夕。年至年，中国科大开始着手从全国各地调集毕业生回校工作，并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后来，校史上将其记载为“回炉班”。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各大高校都不敢在抓教学和科研方面轻举妄动，中国科大的决定无疑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史济怀就负责给这群人上课。“有人来造反，他们在学校贴大字报，说如果‘回炉班’办下去，就把我们赶出学校。我说，你们造反，我就走；你们走了，我再来。”

这批火线培养的教师队伍，充实了中国科大的教学力量，学校也由此开始有了自己的教师队伍。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也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大迅速崛起并走在教学、科研前列的基础。而当时，其他高校在文革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处于瘫痪状态。

文革结束后，和中国科大同一时期外迁的农大、林大等高校相继回京。中国科大也曾多次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迁回北京，华罗庚、严济慈等都曾为此出面。然而，中国科大的返京申请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科大原来的玉泉路校区被其他单位占用。

年，回京无望的中国科大提出了“扎根安徽，把科大建成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科大的老北门内，有一条通往第一教学楼的路，两边栽满了樱花。现在，学生们都称它为“樱花大道”；而原先，它叫“玉泉北路”——成为中国科大对那个回不去的地方的深深思念。

年，全国科学大会举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更是深入人心。以“培养科技英才”著称的中国科大迅速走上了恢复发展和再次崛起的新征程，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研究生院，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同年，中国科大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少年班，积极探索早慧教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少年英才。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大在中国高校中独领风骚。年，英国《自然》杂志撰文称：“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她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考中国科大的省（市、自治区）理科高考状元一度达到16个。这个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科大在一个特定年代所处的鼎盛时期；这样的盛况，也是对这所大学许多年来负重前行的一种回报。近代物理系博士生丁哲，用低温AFM进行二维材料表面磁性测量。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甄宏戈

梁菊坐在大礼堂里，她在等待着迎校旗的时刻。当校旗从大礼堂的最后一排传递过来的时候，梁菊摸着校旗，有一种神圣感在她心中涌上来。

中国科大东校区大礼堂的座位不到个，这被戏称为中国科大本科不扩招的原因——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时候，大礼堂里容不下更多的学生。

“小而精”的中国科大，十余年来每年招生人数一直保持在人左右，专职教师约为人，师生比1:5左右。作为一项衡量大学质量的指标，美国优秀高校的这一数据通常在1:8以下。也许是因为如此，有人将中国科大称为“中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

年，王志珍考入中国科大时这所大学还在北京。同她一起进校的学生总共有人，其中，包括她在内的30人都来自上海中学。当时，王志珍在中科院有机化学所工作的哥哥王志勤和在北大生物系学习的姐姐王志美，都极力建议她读中国科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成为一项对中国大学教育影响重大、众说不一的举措。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提出，教育能有效扩大内需，他以个人名义向政府提出扩大高校招生数量的建议。据他估算，每名大学生年均消费1万元，此外还会带动交通运输、餐饮、文化用品等生活资料的消费增长。

当时，中国大学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7。这也是汤敏认为高校扩招具备的条件之一。他还指出，高校扩招可延迟部分高中毕业生就业，这将给下岗工人腾出万～万个工作机会。

最终，中央政府接受了这一提议。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这样，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万。此后7年，中国高校在扩招路上一路狂奔，到年，高校招生总数达到万人左右，相当于年的7倍。在扩招浪潮中，有的高校本科招生人数甚至过万人，清华、北大的招生规模也达到了到0人。

中国科大也曾面临扩招的外界压力。年代初，中国科大每年本科招生约人，到年前后逐渐增至人，并于年招收创纪录的人。但这个数字仍不能让上级满意。当时负责招生的一位领导回忆，教育部有人打来电话说，中国科大招人太少，让别的高校不好办。

也有安徽省政府的领导打电话给时任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希望科大能够再多招一些学生。而此时的朱清时已经发现，大学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教室挤满了、图书馆的座位也不够了、老师的教学任务变重了，甚至澡堂子也“下饺子”了。朱清时意识到，盲目扩招不是发展之路，势必会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也会使学校失去核心竞争力。

“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有20名到30名学生，那么，师生之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交流机会；如果是40至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教学质量必然会大为降低。”朱清时说。此后，中国科大逆社会之大潮，坚持每年招收余人，不再继续扩招。

后来，安徽省规划设计大学城，鼓励科大带头进驻，并声称可以挑任意地段。“如果直接给我们土地，我们肯定要，可是，那得按照中国科大的规划来建设。然而，如果让我们去贷款，贷了款，我们怎么还？科大一直都是朴实过日子的，我们不是企业家，我们就想朴素地把学校办好。”朱清时又一次选择了拒绝，他对《中国新闻周刊》（